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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棋，人海茫茫，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相知，或是相亲相爱，是必然，也是偶然。冥冥之中，自有一种说法或叫缘分的东西。我们是古陶爱好者，喜欢收藏，喜欢聊陶，喜欢分享，喜欢写一些小文章。希望我们分享的点滴，能够帮助到任何有需要的朋友，也谢谢朋友们一直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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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期古陶的研究中，对尖底瓶这种奇特造型的讨论一直是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尖底瓶在很多文化类型中都有类似的发现，但出土实物数量和种类最多的还是以仰韶文化为首，之所以说它造型奇特，一来尖底不易摆放，平时收纳的时候远不如平底器或者有足器来的方便；二来尖底不适合加温，从能量利用的角度来看也不如圜底器或者袋足器科学。那既然尖底瓶有这么多的不足，为什么仰韶文化会发现这么多的尖底瓶实物呢，众多的学术前辈们以自己的刻苦钻研和严谨的想象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猜想，其中以如下两种最为突出：
1、汲水器：
由西安半坡博物馆编纂，文物出版社年出版的《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第99页中谈到过这么几句话：“如果将其两耳系绳放置水面，由于水的浮力和尖底瓶重心的作用，瓶上半部会自动倾倒，下半部离水面翘起；随着瓶内水的逐渐增多，瓶下半部也逐渐下沉，直至瓶盛满水而直立。这种性能是利用了重心与浮体稳定性关系的原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就是这简单的几句话，现在几乎成了社会大众的一种共识，即所有尖底瓶都是具有高超力学基础的汲水器，其实这种看法仅仅是断章取义，是极为片面的。
我们不否认，有部分尖底瓶从形状上的确有可能做到以上介绍中的使用功能，但更多的人未必知道，在《半坡仰韶文化纵横谈》出版的同年，半坡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对馆藏的一批半坡类型尖底瓶（其中包括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出土的尖底瓶）进行了实物试验，结果发现“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因此不能用来自动汲水”（孙霄、赵建刚：《半坡类型尖底瓶测试》，《文博》年第1期）。第二年，为了进一步加强此试验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他们又与北京大学力学系的专家合作，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半坡博物馆的7个样品尖底瓶进行仿真实验，同时还对一个石膏模型瓶做了数值模拟和实测，实验及数值模拟仿真实验结果一致，即“模型瓶空提起状态为底朝上倾斜，注水适中时，瓶底朝下，注水较多时，瓶底又朝上，水倒出”。数值模拟表明，多数瓶入水后会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而进水，但由于满而覆的性质，不能达到自动汲水的功能”。由此可见，汲水器的说法并非牢不可破的真理，而仅是个体造型上的偶然罢了。
2、明器：
既然否定了尖底瓶作为汲水器的高科技功能，那么问题又回来了，在一个物质相对匮乏，制作工艺相对原始的时期，平白无故的去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制作一种不实用的东西，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故此另一种假说随之产生，即尖底瓶为明器。翻阅早期考古发掘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尖底瓶在墓葬中出土的数量远远大于居住遗址。以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为例：姜寨第一期文化共发现房屋座，从中只出土了5件尖底瓶：其中，F46出土3件，F56出土1件，属于F86的灶炕K出土1件。姜寨第一期文化共发现座用以储藏食物或用具或用作垃圾处置的窖穴和灰坑，其中未有任何尖底瓶发现。而同时发现的座土坑墓中，则出土了多达44件尖底瓶（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年版）。几乎每四座墓穴就有一个尖底瓶作为陪葬，而在生活区域尖底瓶却极为罕见，这一事实似乎又从侧面印证了尖底瓶是与丧葬文化有密切联系的器物。
众所周知，无论是全世界哪个地区的古代文化，对死亡这一生命现象都有着类似的理解，即视死如生、生死轮回的期盼。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陕西半坡遗址和羌寨遗址中都出土了多种坚果类种子，如榛子、朴树子、栗子、松子和橡子，而这些种子除了食用功能之外，最大的作用就是培育新的树木，正契合了生命轮回的主题，仔细观察这些种子的形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和尖底瓶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如果古人大量的将尖底瓶用于陪葬就是为了对应种子轮回往复的奇妙生命能量，那即是证明了一部分研究学者们对于尖底瓶是魂瓶的猜想。
再看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以及南郑龙岗寺遗址出土的这两件异形尖底瓶，则彻底打破了之前汲水器的可能，而南郑龙岗寺遗址出土的这件尖底瓶，器口设计似人似兽，仰张大口，更是从造型上接近了魂瓶的功能。
纵观仰韶文化遗址，几乎在每一处聚落的居住区都至少会出土一件完整的大型尖底瓶。这种尖底瓶的高度一般在八、九十厘米左右，远远大于墓葬中出土的普通尖底瓶，发现这类尖底瓶的遗迹往往还伴有一些特殊的迹象：如宝鸡北首岭尖底瓶F23:23，高83厘米，出土于房屋F23门道南3米处，置于瓮旁，瓮身埋于地下，仅露瓮口，F23门道的北侧还放有完整的石斧6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年版，第16页）。姜寨第一期文化尖底瓶TF46:1，高74.4厘米，出土该瓶的房屋F46门前有一小型圈栏（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年版，第页）。陇县原子头仰韶文化第二期尖底瓶F22:1，高90厘米，出土该瓶的房屋F22室内“未发现灶坑”，报告认为“可能是有专门用途的房子，或为无厨炊设施的季节性居室”（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年版，第33页）。如果尖底瓶是可以作为魂瓶使用的器物，那这些发现就有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放置这些大型尖底瓶的房屋并非普通住房，而是类似于祖先祠堂式的建筑，而大型尖底瓶则是这些祖先灵魂们共同的归宿和聚合体。甚至还有很多大型尖底瓶被直接改造成了瓮棺，这无疑又在昭示着尖底瓶和生死轮回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河南安阳商代殷墟乙五基址的北斗七星状遗迹正是由埋在地下的七个大口尖底器排列而成的，这似乎又在隐隐佐证着这一答案。
综合以上的资料阐述，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汲水器的假说过于简单，仅是从一些学术报告中断章取义的获得了少量信息，便盲目的把一个原本极微观的现象错误的扩大为宏观整体，自然是不可取的，应当尽早的在各大博物馆宣传资料及院校教科书中进行更改或干脆废除。
再看明器的假说，明显比第一种有了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物证据，从根本上展现了更为合理的可能性和逻辑性，应该可以作为尖底瓶功能研讨中值得进一步深挖的部分，引起更多的重视。
那尖底瓶的功能是否仅止于此呢，除了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没有关系了吗？随着大量实物的出土，笔者发现了另一些现象，结合古代文献资料和国外同时期文化的一些考古学信息，我猜想尖底瓶除了为死者提供灵魂居所之外，同时也负责为生者存储某种珍贵物质，而这种物质就是酒。换言之，尖底瓶在日常生活中还担任着专职酒器的“高大上”功能。
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发现，距今约年前，我国河南省境内的贾湖遗址就已经出现了酒的雏形，但在那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代，大量以粮食和采摘果实来酿酒的可能性并不大，再加上酒精对人体生理上的影响（国内外都有巫师以某些物质麻醉自身产生幻觉的方式来沟通天地和祖先的传统），当时的酒很可能是部落高等级居民以及神职人员的专利。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就把尖底瓶称之为“酉瓶”，并且早已指出：“酉瓶和绘有固定的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都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有的是适应专职神职人员出现而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这两类陶器在遗址中出土看来很多，但能选出典型完整的标本就很少，这说明了它们并不是大量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具。”“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形象，一个是‘酉’，一个是‘丙’。酉字如前所说，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单唇、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正是袋足器刚刚出现的形象。‘酉’和‘丙’都不是一般用字，而是‘干支’组成成分，‘干支’是除了社会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化以外更高一级的专业化的产物，所以，这不仅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而且尖底瓶（或称‘酉瓶’）和鬲（斝）也都不只是生活用品，而可能同祭祀的神器有关。”（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年版，第29、页）。“酉”字最初的本意即是粮食发酵、谷物腐败（即谷物成熟，可以酿酒。或谷物太多，因来不及吃而自然腐败）。而《说文》中对酉的解释则更为直观：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将“酉”和“酒”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
直到现在，我们在祭祀活动中还保留着洒酒的行为，这样做既可敬天，亦可慰祖，足以证明酒在古人精神世界中的特殊作用，而在远古时期，在制作装酒器具的时候有意识的和一般的生活用品区分开来，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独有偶，在遥远的古埃及，那里的先民也不约而同的使用了类似的陶罐来盛放美酒（主要是葡萄酒），用以提供给法老和贵族阶层享用。并且，尖底的造型有可能是便于船舶运输，古代的的腓尼基人在海上经商中也是用相似的罐子盛他们的出口酒，他们在船上固定一个有多个孔洞的木架，然后将尖底酒罐整齐的插进孔里，以保证在海上风浪中的货物安全。
在现今发现的众多尖底瓶实物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被众多研究者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掉了，那就是尖底瓶有不少并非是独立个体，而是有匹配底座的。这种底座能够保证相对应的尖底瓶稳固的竖直摆放，也就是说，每一个底座都是量身定做的，而且这类有底座的尖底瓶一般都制作精细，甚至有彩绘装饰。根据这样的事实，我又不禁联想到尖底瓶除了作为酒器的另一个功能，即部落中代表某种特殊权力的器物。这一假设在一些远古符号中也可以找到参考的信息，如“郑”姓图腾，郑姓是炎帝祝融支以封建地为命名的族称，本为“酉”姓。郑姓图腾从画面上解读，就是一个人在“太阳运行的阶梯”中托举着一个带底座的尖底瓶。“酉”后来又演化为“尊”，而“尊”的意思再明显不过，所以“尊”最终又演化为氏族族长的标志。
在众多的事实证据和文献记载面前，我们大致已经可以对尖底瓶的作用归纳出以下三点相对可能性较大的论点：1、明器。2、酒器。3、权力象征。这三种作用之间互相并不矛盾，反而有很明显的理论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尖底瓶在仰韶陶器文化中应当是处在一种极高的地位，它不是功能单一的器物，而是一种多种重要作用同时兼备的器型，既是沟通阴阳的媒介，又是权贵阶层的象征，但绝非普普通通的生活劳动用具。
至于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荀子·宥坐》中记载的孔子观于周寺庙，所看到的宥坐之器即是尖底瓶的猜测，我觉得则不是很妥当，首先，孔子周游列国，饱读典籍，却没有见过此物，说明这个器物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罕见，造型应该极为特殊，不应该就是个罐子那么简单；其次，虽然孔子使之器，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的特征和尖底瓶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能说两者就是一物，要知道，能做到这个功能的东西绝不止尖底瓶一种，经常被用于日式园林与庭院的观赏竹制小品惊鹿（也叫添水（そうみず）、僧都、惊鸟器），只靠几根竹管，也可以利用水量改变重心的同样原理运作。更何况有很大一部分尖底瓶在造型根本达不到这个特殊功能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两者仅是一个功能上的巧合。希望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我们能够获知更多有关尖底瓶的原始信息，更好的将对尖底瓶文化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更为接近真相的程度。
（本人才疏学浅，也谈不上是专业人士，仅是本着对古陶文化的喜爱，从自身的一点浅薄认识出发，自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汲取点滴水珠，提出以上猜测和想法，有错漏之处实属难免，还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批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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